作者：李遠哲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晚上，我帶著幾分疲憊從東部飛抵奧克蘭機場時已是十點十分。在濛濛細雨中到機場接我的錦麗也似乎格外沈默，回家路上我一直述說著這一星期來的所見所聞與旅途的感想，也照往例先繞道到加州大學的辦公辦室料理一些急待處理的一些事，在一大堆傳真中看到了幾張昭鼎兄有關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的中文信，在信紙的右上角寫著「星期五晚上再打電話給你」。回到家裡稍事休息之後，一眼看時鐘快報午夜十二點鐘，心想那該是昭鼎給我電話的時候了，忽然坐在對面的錦麗輕聲說道:「遠哲，我有一個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訴你，昭鼎兄今晨與世長辭了。」這句話，像雷電的衝擊，我頓時情不自禁地用手掩住臉，隨著兩道熱淚，墜入百丈深淵。他不該這麼早就走，也怎麼不先告聲別便悄悄地仙逝呢。他不是在等著有一天我也回去為台灣的科學與教育共同努力?我們怎麼沒有能好好保護他?無數的往事映入腦海。

求學生涯中的好夥伴

一九五五年秋，我帶著無比的興奮走入台大之門後，首先認識的異鄉人便是張昭鼎、張隆鼎兩兄弟，從台南來的隆鼎與我同屆，是那年聯考丙組的狀元，高我們兩屆的昭鼎是化學系大三的學生，也許是那股不願同流合污的傻勁與對人類社會崇高的理想，我們很快地便成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隆鼎、比我年長兩個月的堂兄遠輝與我便成為台大四年裡同寢室共同生活的難兄難弟。

昭鼎、隆鼎在台大的日子完全由家教的收入維持，他們幼年失怙，母親把幼小的末雄讓楊家領養，把隆鼎留在身邊，剛初中畢業的昭鼎便隻身到台北開始獨立謀生的日子，幸運地在台大法學院覓得一個工友的職位，下班後晚上便上夜校唸高中，這一段餓體膚、磨心志的辛苦歲月，從來沒向他的朋友們提起過，如果不是隆鼎告訴我他們兄弟過去的種種事，我是怎麼也想不到這位面帶笑容、堅定、和藹、善良的昭鼎，是當年曾經在領薪水的前幾天，常因囊空如洗而好幾天餓著肚皮，也不願求助於人的有志之士。

雖然他不願多談他自己，但是他卻常津津樂道他母親是台灣早期起義抗清的「鴨母王」朱一貴的後裔，他的血液裡確有那股喜歡打抱不平、敢於反抗壓迫的勇氣，平時喜交朋友與鄰近的群眾打成一片的昭鼎，不也就是朱一貴的寫照?與他非常接近的人常喜以「鴨母」稱呼他，我們這樣叫他，他總會給我溫暖而會心的一笑。

在我求學的生涯裡，昭鼎曾給我非常深遠的影響，他不但是一位值得學習的學長與深交的朋友，而且確也是我啟蒙的老師，是他指點了我為了要成為優秀的物理化學家，一定要在熱力學、量子力學、電磁學、統計力學打好基礎，要成為一位實驗科學家也該學好電子學等事，還記得大一的暑假為了想與昭鼎一起學好熱力學，我曾經待在台大第八宿舍而沒有回家，我們找了一本Lewisand Randall熱力學的原版書，便興致勃勃地開始輪講，那年暑假我們學了很多，但是當我們碰到怎麼也不能了解的難題時，也也找不到高人指點，幾位教授也只能告訴我們，我們還年輕，不必急於懂得這麼多，但是我們卻知道，如果不努力探求，歲月的增長並不會使我們更聰明。

我大四跟鄭華生老師從事學士論文的研究也多少是受了昭鼎的影響。他說服了我與其跟一位成名的教授做老的課題，不如跟一位年輕的老師探討新的領域，把妻小留在新竹老家，而在台大化學系當講師的鄭華生老師，除了週末回家團聚外，平日與我們日夜相處共同奮鬥的日子，卻也是非常難忘的。

當我大學畢業考入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時，昭鼎已在清大獲取碩士學位，到日本東海村的「原子力研究所」進修。有一天，我接到他的信，信中說日本八個月的訓練便要結束，不久便能回國，希望我能到基隆碼頭接他。他信裡似乎有些不安地提到，他並不願意讓我放下學習與研究專程到基隆接他，但是他是有些擔心，他在東京對政府批評的言論與廣泛的交友，是否會有人打報告而遭受到一上岸便被逮捕的下場。我在高中時曾看過同班同學無辜被捕，幾年後被放行時已變得神經錯亂，只希望這種事不會發生在這位我敬重的學長。

攜手研究，偷閒爬山

昭鼎回國後的兩年間，我們在清大的原子科學研究所，曾有過非常快樂的日子，我們沈醉於科學的研究。北投石的化學結構與所含天然放射性同位素的分析，與後來在葉錫鎔教授提議下利用台大醫學院鈷珈瑪射線(γray)做的有關高分子的放射交鏈的研究，曾經廢寢忘食地共同埋頭苦幹過，在忙碌的日子裡，我們曾有一次偷閒登爬高山，昭鼎帶頭辦好了必須的手續，連同比我高一班的物理的鄭文魁、陳瑞梧與我四人，從竹東乘坐林場的卡車前往鹿場山爬山，盡情欣賞台灣中央山脈的美景後，我們便在接近山頂的林場工作站過夜。

昭鼎對於陌生人總能一見如故，看到招呼我們的一位壯健的站長，不但彬彬有禮地感謝他的幫忙，也稱讚他這麼年輕就能夠有這麼好的成就成為工作站的站長。那時我還取笑他，明明比那位站長年輕很多，卻如此「倚老賣老」。不過曾經刻苦奮鬥過來，經過一番磨練與考驗的昭鼎，在年輕活潑的臉孔上，總會浮現出他那特有的信心與老成。那天晚上我們促膝長談，談了不少我們的研究與將來，但無論怎麼說，總不能說服端梧爬山是件有意義的事，爬不到一半便開始埋怨的他，總想不通我們為什麼爬到山上來，他說山上又沒有我們要找的人，只是浪費時間，於是第二天一早便獨自下山回去了。我與昭鼎、文魁兩位在山上多留了兩天，登高爬低陶醉於大自然尚未遭受人類糟蹋的潔淨土地。第三天傍晚，林務局的工作人員追過來說新竹警察局來電話說，電信局有我從美國寄來的電報，須我下山領取，那時電報的消息總不是吉利的。昭鼎、文魁替我擔心，難道在美國的遠川兄有什麼急事?帶著沉重的心趕下山來才獲悉，那不過是芝加哥大學通知我要給我優厚的獎學金，希望我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一九六二年我與錦麗訂婚後，便到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昭鼎兄也得獎學金到德國留學，這一別便有整整十年我們沒有再見面，直到一九七二年清大徐賢修校長邀我到清大當客座教授才又看到已成家且有三位子女的他。

為人群社會奉獻心血

年輕的張昭鼎教授在清華確是位最具魅力的老師，他開明民主的作風，對學術的熱忱，對人類社會的關懷與對學生真正的愛護，很快地便成為學生們崇拜的偶像。那時在清大的很多學生常自豪地向人炫耀張昭鼎是他們的老師，張昭鼎的學生們與別人不一樣的是，他們除了對學問探求努力不懈外，他們多那麼一份對人群社稷的責任感與願為社會的進步奉獻心血的決心。我那時非常敬佩昭鼎兄，這麼多年來能夠一直堅持他的理想而努力奮鬥，也慶幸清華大學的學生們能有一位這麼好的教授當他們的榜樣。客座期滿，回芝加哥大學繼續我的教職後，我們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那一陣子，昭鼎為了充實清大化學系圖書館，努力籌募化學圖書基金，也督促我向美國年長的系友發動捐款，也許這一群年長的清大化學系的系友，都受過昭鼎兄無私奉獻的薰陶，捐款的踴躍令人感動。

不過我沒想到十年後的一九八二年開始，又出於另一個機緣，昭鼎兄與我又開始另一形式的更密切的合作。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我曾隨美國科學院組成的化學代表團到中國大陸參觀訪問，回來幾個月後，我在學校餐廳見到了從河邊加州大學來訪問的浦大邦教授，我們彼此聽過名字，但是還是首次見面，他問了些我訪問大陸的感想，也深入討論了些有關台灣科技發展的種種事，那次與大邦兄的見面是很令人興奮的。我們發現了我們之間共同的地方。也就是希望為台灣科學的發展奉獻心血的熱忱，非常能幹而神通廣大的浦大邦教授，便著手籌辦了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召開的「原子與分子科學研討會」。這個非常成功的會吸引了海內外許多出色的科學家，也為以後中研院的「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與「行政院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的催生發生了作用。一九八二年中研院的院士會裡通過了「原子與分子科學籌備會」的設立後，大家便推舉了張昭鼎來擔任籌備處的主任，我也欣然接受了籌備處諮詢委員會主席任務，剛開始的一段日子百廢待舉，他一方面在清大任教，另一方面更為原子所籌備處的設立、大樓的籌建到處奔波。設在台大校園內的原分所，事情確是更為複雜了些，與台大校規會的溝通、大樓的規劃與設計、建築師的比圖等數不清的瑣細之事，不知費了他多少心血，雖然我偶爾也回來幫忙，但總的說來，原分所能有俊美舒適的研究大樓與順利的開創，完全歸功於昭鼎的努力奮鬥。

我還記得有一天，他帶著笑容向我走近，看他的表情我知道他一定有什麼有利於原分所的好消息。他說:「遠哲，超然諮詢委員們是沒報酬的，但中研院的規定，諮詢委員會的主席每個月有……。」我沒等他說完便知道，我們倆將做的事，便接著說:「你刻個我的圖章，留在辦公室，每個月領了錢後，就給原分所留做員工的年終獎金用吧!」我講了這句話後，我們倆便哈哈大笑。我們都高興他這則消息給原分所帶來了小小的額外收入。諮詢委員之一的南加州大學的張圖南教授，有時對昭鼎特殊的性格，覺得訝異，像昭鼎那麼慷慨的人，常掏自己的腰包宴請朋友，但對原分所的開支，卻分文必省。我知道這只是他高尚人格的另一個表現，他自己能夠，也希望別人能夠像他一樣堅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崇高理想，當韓忠謨教授是中研院總幹事的時候，也曾非常讚許昭鼎兄，他對大邦兄與我說起，我們請他當籌備處主任，確是最適的人選。

或許他不善於辦理瑣細的事務，但是客留海外的我們是能夠完全信賴他，他會堅持原則把該做的事情做得很好的。這十年來為了原分所的發展，我們在許多場合共同奮鬥過，原分所舉辦的許多研討會國際會議，常使我們一起密切策畫，並相聚在一起，尤其是這幾年，隨著我返台次數與留台日數的增加，便也增了他不少負擔，幾乎我在台灣所有的事情都經過他聯繫。他像親兄弟一樣地照顧我、保護我。如果沒有他善意地指點迷津，我那過分相信別人的習性，怕要承受不少傷害。

午夜的電話再也不會響了

今年三月下旬，我回國以前便聽到他氣喘又發作而住進台大醫院，我打電話慰問了他。但他一直堅持他已好了，沒事了，便也就討論了許多原分所的事。我回國後他好幾次從醫院請假出來參加一些活動，他說醫生允許，不會有問題的，我心裡覺得非常不安，該讓他休息才對的。但看到他十分硬朗的身體與振作的精神，便也相信他說的，只要把氣喘鎮住了，他與常人沒有兩樣，怎麼知道這次的會面，竟是最後的一次。

他真的就這樣默默地走了，他背負著台灣科技界、學術界朋友們的無限希望，是我們心目中的英豪，他不該這麼早就離開我們的。這幾年來他一直勸我回台工作，總該也是回國工作的時候了，我也答應盡早回來一起為台灣的科學與教育共同努力。我們不是說好要在今後五年內把原分所的一些科學研究工作趕超世界水準嗎?那天中午我們不是也與何壽川夫婦、劉源俊等人討論怎麼樣經過基金會的運作，大力改善台灣中小學的科學教育嗎?還有那些數不盡的有意義的事等我們去打拚。奈何長期過度的勞累，使他英年早逝，他那充滿信心的笑容與滿懷理想而艱苦奮鬥的一生，將是我們以後往前邁進的指路標，我們將更堅決地在科學與教育的艱難道路上，為了實現共同的理想而努力。

夜深了，我又習慣地等待著他從台灣打來的電話，然而午夜的電話是再也不會響了，長夜深思，也許天快亮了，或許真的是已到了我該回家鄉的時候了。

(此文為21年前，李遠哲院長初聞張老師過世時，所撰寫的懷念文章，再次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