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念華生
有一些人，或者有一批人，雖然，在一般普羅大眾看來，具有某種社會地位或幾些社會影響力，在我看來，他們卻是台灣社會主流價值的邊緣人，這些人喜歡從負面的角度看事情，尤其發生在立場不同的人士上時，他們更喜歡配合嗜血的記者們或有特定立場的電視名嘴放言高論，尤喜借古諷今，自以為是。以最近的浩鼎事件來說，竟然穿鑿附會地說浩鼎風暴是台灣學術界腐化之冰山一角，是自一九九四教改啟動以來，台灣政治、學術界「造神運動」的結果。另外，也有學界的人說，「教育有它獨立的任務，不能把教育部當做經濟部門。」這些話看似有理，卻完全不對。以中央研究院來說，以前大家都批評中央研究院花政府的大錢，在象牙塔做學問，對國家社會及產業發展沒有貢獻，然而過去這十幾年裡，有了很大的轉變，先有諾貝爾獎得主的李遠哲院長的領導與前瞻規劃，讓今日的中央研究院已成為世界級學術水準的研究重鎮，後有產業經驗的世界級的科學家翁啟惠院長的努力，彙集了許多國內外學有專長的專家與學者及國內的業者的配合，也開始對我們國家社會的生技創新產業有了些貢獻。因此，現今國內外學術界的大部份學者及產業界專家，都不會否認今日的中央研究院在許多學術領域已居國內龍頭地位，中央研究院的很多的學術成就都是世界一流，不只是生命科學的許多領域研究成果已具國際水準，就連很多基礎的物理化學的研究也都是領先世界，執世界牛耳。然而，儘管如此，就是有一些別有心機的的好事者，拿一些莫須有的非學術事務，直說中研院已沈淪，更製造輿論找來打手醜化、標籤化這些一心一意要貢獻所學回饋社會的歸國學者專家。過去一二十年來，先有政客，以教改議題，舖天蓋地醜化李遠哲院長而獲得大位。最近的浩鼎事件與中央研究院院長遴選風波，更是以翁啟惠院長及中央研究院的聲譽為祭旗，想達到他想要的某種目的，很可悲的是很多非學術界的外行人及媒體，沒有深入去了解中央研究院的現狀，竟也扭曲浩鼎案本質進而配合有特定立場的政客們來醜化中央研究院。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追根究柢，其實，這與國家領導人及其執政團隊的施政風格而所製造出的政治環境與社會氛圍有關。
國家領導人及其執政團隊的施政風格不一樣，就會造就出不同的社會環境。就以經濟發展有關的產業發展來說，蔣經國時代以建設成就台灣的繁榮為其施政方針，所以有了十大建設，接下來的領導者延續其領導作風，所以，台灣有過去二三十年的經濟繁榮景象。倘若，一個國家領導者一心一意掛心兩岸統一事務及抱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心態，凡事都以此為最高指導原則，而不把積極協助業者突破困境、創造新產業環境為他念茲在茲的事情時，我們就不會期望台灣有創新產業出現，既有的產業也會被弱化，這也就是這幾年來，台灣所面臨的現實困境。所以會有這樣的論調，可從國內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歷史背景來看，舉個例來說，工研院等一些產業研究機構，過去的輝煌歷史，都是拿政府的大筆經費透過科專計畫進行創新技術的開發與研究，這些機構的相關研究計畫主持人，在計畫執行完畢，都被政府或其長官鼓勵到外面開公司（內部稱做spinoff），新竹科學園區裡的台積電及聯電就是這樣成立的。成立之初，他們的領導幹部都也還在原機構任職。同樣也有牽涉到法律糢糊地帶要面對，只是當時有李國鼎及孫運璿等關心國家科技產業發展的官員及企業界睿智之士協助解決，因而，一些旅居海外的專家如張忠謀、史欽泰等，絡繹不絕地回國創業，也因
此，才有今日台灣IC產業榮景。相反地，如果有絕對影響力的執事者，不但不幫忙協助處理所面對問題，反而不顧國家新產業的需要性及急迫性，以打落水狗的方式，命製造抹黑及醜化的輿論，甚至恐嚇及標籤化這些一心一意地想協助國內創造新產業的相關學者與專家，當然就無法期望國內有創新產業出現。很不幸的是，這種現象在這幾年內相繼出現。先有二○一二年大選時的宇昌案議題及中央研究院陳垣祟院士事件，最近的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被指涉入浩鼎股票風暴，更是欲加入罪、何患無詞的令人痛心案例。翁啟惠院長是國際知名生化學者，前年獲頒有「諾貝爾獎前哨站」之稱的沃爾夫獎，極有望摘下諾貝爾獎，他選擇放棄國外千萬年薪，返台推動生技產業發展。前朝執事者及其執政團隊，不但，不協助解決相關法令問題，反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變本加厲地指責與入罪，這樣的做法怎能吸引海外生技專家如何大一院士等來發展國內生技產業？
至於中央研究院的定位問題，從開創新產業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有能力做到，為什麼要阻止？當現今的中央研究院有能力成為具有國際學術水準及能創造新產業的前瞻研究機構時，我們就不一定要以國外的國家科學院的性質來否定今日中央研究院的存在的價值與定位。二○一六年政黨輪替後，對於中央研究院同仁協助國內生技產業發展所面臨到的一些現實且錯綜複雜的問題，實應多一點寬容與諒解，有關當局甚至要進一步協助解決，創立友善研究環境以留住這些世界級研發人才，為國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