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哲生

這是一個網路資訊快速發展的時代，傳統的思維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身處在這個時代的現代人，如果未體察到此種客觀形勢的變化，仍守著舊思維，以舊思維來面對所發生新問題，就常會事倍功半，甚至導致更多的問題產生，尤其當社會上舊思維和新視野的不同團體各說各話產生對抗爭執時，更會造成價值觀的混亂與對立，社會秩序的紛亂就由此產生。因此，每個現代人要勇於用新思維來適應未來社會的需求與發展，以這幾年紛紛擾擾的教改為例，過去十幾年間，國內的教育制度與措施經歷許多變革，無論中小學或大學的質與量都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面對著這樣巨大的變化，若社會上各階層人士的思維不與時俱進，就無法冷靜下來面對各種改革措施所產生的變化。而另一方面，當政府的產業發展不能配合教育的革新時，整個社會不僅是教育，甚至經濟發展都會落入「進退為谷」的窘境。在這裡要舉幾個現今社會上的幾個議題，其實是來自舊思維沒有跟隨時代腳步產生應變所造成的社會價值混亂與爭論而導致社會進步的遲緩。

問題：教改致學生素質低落、失業率高，新思維:產業發展政策沒有配合

一九九六年行政院「教改諮議報告書」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五大方向(人本化、民主化、多元化、科技化、國際化)與五項建議(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學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社會)，而過往十幾年裡，國內許多技術學院升格科大，五年制專校也先後升格為技術學院，有很多人認為這是導致現今國內產業界中級技術人力缺乏嚴重斷層的主因，有不少人，包括電視談話性節目裡所謂的「名嘴」也持此論調而將此「教改」汙名化，把這些現象的產生，歸罪於過去這十年教改所造成的，而且這些人也認為廣設大學，讓大學學歷貶值，但是，真是如他們所言嗎?

會有這種似是而非論點的產生，他們思維盲點是認為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後的職業一定要是白領階級的舊思維，所以，才有博士生賣炸雞或碩士生從事水電工是浪費教育資源的論調。中級技術人力或所謂的黑手有大學的學歷有什麼不好，反而會提升這些工作的品質。目前，有許多大學生，尤其是由技職專校升格為大學的畢業生會有眼高手低的情況發生，根本的問題是今日許多升為技術學院或科大的學校的教學，放棄原有在專科時期的專業技術的訓練教學而變成理論性不動手的教學，因此，新進畢業出來學生的職業當然只能往只動口不動手白領職業方向靠或得再進一步去受訓取得相關工作證照，才能符合業者需要。而這種所謂的「業者找不到所需要的技術人才而失業的大學生滿街跑」的現象，更是顯示了台灣的許多產業經營者通常把他們企業經營發生的困境與問題，歸咎到他們所謂的「教育體系失衡」上，認為現在的大學畢也生的個方面基礎及技術能力不行，才導致自己企業的競爭力不佳。其實，這就是業者過於守成及黑手教育程度不必太高的舊思維。當企業沒有時俱進的創新時，它就無法吸納資訊電子時代所培養出來的電腦資訊水準能力不差的現代化黑手。當然，政府沒有推出配合時代背景的產業新政策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國內的學校教育已經進化到21世紀的資訊時代，而且台灣在各大發明展中，總是獲得相當好的成績，獎牌無數，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的教改是成功的，但是為什麼這些年來，我們沒有像韓國一樣，有了極為亮眼的電玩產業與文創產業等的新產業?中研院院長翁啟惠院士曾指出台灣在材料、奈米、半導體及數位科技等方面的專利發明都贏過大陸、南韓，但是產業界每年都還得花1740億去支付海外專利權和商標費用，除了是國內大學太過重視論文發表和一些產業研究機構只想與科技大學學生一樣到海外媒體機構拿獎牌外，政府沒有藉此誘導創造出新產業也是原因。由於現今政府內沒有像韓國或李國鼎時代這種高瞻遠矚的官員，內閣財經官員都是三四十年前的老面孔，趕上時代脈動的年輕閣員不多，作決策者的思維也都是過去經濟發展的思維，每天只期待大陸台商回流來創造這種不符合年輕學子的就業環境，或者內閣閣員忙於寫文章罵反對黨或只謹守本分辦事，當然沒有心思訂出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的新產業發展政策來創造新產業來吸納受新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一昧鼓吹台商回流，其資金反而造成房價高漲，年輕人的失業率偏高。不要責怪年輕人高不成低不就，教育是要使年輕人未來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因此，執政當局就有責任要提早規劃配合現今教育環境的產業政策與環境，國科會朱主委說「要改善台灣當前的失業或低薪問題，最重要的是解決經濟基本面，簡單地說就是產業面的問題。」是相當中肯的話。以美國為例，Google及FaceBook臉書的等相關網路資訊產業的出現就是適合時代青年就業的新產業的最佳例證，美國過去十幾年產業務外移十分嚴重，比現在台灣的情況還嚴重，但是，配合新興科技所發展出的資訊軟體及生技新產業，讓失業率不會永遠持續上升。

另外，在過去十幾年教改的潮流下，今年，成、清、交大博士班，首次出現報考人數低於錄取名額的現象。要有效解決此種問題，也要有新思維，因為，鼓勵學生，尤其是理工科方面的學生讀博士班沒有什麼不好，問題是一個博士班畢業後，會面臨就業問題，以往博士的就業大都集中於大學教書，但是，現在，國內博士班畢業生多，大學教職不易覓得。雖然，先進國家如美國，博士畢業生很多投入業界、非營利團體，甚至擔任國會助理，但是，國內製造業外移嚴重，且國內只有少數業者研發水準高招考一些博士級研發人員，最常聽到的是台積電這種世界水準的科技業者，每年引進一些台清交成等校的博士畢業生，根本是杯水車薪，因此，一個可行的解決之道加緊研發產業，政府廣設各種產業的研究機構，來吸納這些博士班畢業生來從事各個產業的前瞻技術研究，進而，提升國內的產業技術水準，甚至可輸出技術。

問題：政府給預算追求世界大學排名，新思維:排名是水到渠成的事

2013年03月06日國內許多新聞媒體報導台灣大學進入英國《泰晤士報》今年公布的全球世界大學聲望排名前51到60名的梯列，報導中還說教育部的5年500億已初步看到成果。看到這個消息真是有點納悶，從小老師就告訴我們，做學問要踏實，不要在乎名次，為什麼教育當局也在爭取排名，何況是拿納稅人的錢去資助特定大學，真是有欠公平。也因此就有些下列的怪現象發生:一些研究不錯的私立大學教授就被挖角至某著名國立大學，這個國立大學挖角的目的就是要走捷徑超近路，短時間內提高SCI論文的量與質來提高該校的世界排名的點數，這個的結果也造成了國內大學學術水準兩極化的惡性循環。

世界排名前茅的美國大學有哈佛大學，史丹福大學，耶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每個大學都是私立大學，美國政府並沒有補助這些全世界頂尖卓越一流大學一毛錢!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們不是刻意去追求排名，他們的錢都來自學生的學費和募款募來的!哈佛的校友捐款一直是美國大學中最高的，美國這些著名大學學校當局會鼓勵教授們去尋找校外的研究基金，而不是向政府叫窮。一流大學的各種不同管道的捐贈與學生自繳學費成為這些大學自經營費用的主要來源，而對資優貧困生則可以通過增加助學金、貸學金比例和額度的辦法來吸引他們來就讀。

因此，國內的大學應該仿照這些大學尋找其他的方式或經費來朝一流大學的方向去努力。未來如果還有5年500億或10年1000億，教育當局應把大部分的教育經費用在中小學科學基礎教育方面的札根，多撥一點經費給國中小來補強換新基礎科學教育的儀器設備，讓基礎教育的國中生學費能更減少一點，減輕家長們的負擔。

另外，國內高等教育還有一個相當不合理現象，太過分注重研究型大學的投資，而不重視甚至看輕科技大學。科技大學的科系都相當實用，直接與改善生活品質有關，他們對我們周遭環境的改善與提升，一定比研究型大學教授發表的學術論文更有直接貢獻，從產業經濟發展的前景來看，科技大學應該比研究型大學更被重視才對，其評鑑方式應與研究型大學有所不同。

問題：避免電價上漲，不該停建核四電廠，新思維：停建核四，加速節能減碳

興建核四的提議，從民國69年開始，至今經過好多次行政院的停建與復建的決議，在這三十年的是否停建，一直是在爭議當中，而這次最引起注意，反核四的聲浪也最大，幾乎已到全民反核四興建的地步，然而，政府當局以沒興建核四會造成電價快速上漲、經濟衰退的理由來說服核四非建不可的這個說法，是相當奇怪的。在過去的三十幾年當中，歷經高經濟發展的高電用量時期，沒有核四的加入商轉，經濟也沒有衰退，為什麼在這產業多已出走大陸，低工業用電量的現代，政府當局用這種舊思維來嚇唬老百姓。其實，核四該不該停建這個問題相當簡單，從風險的管理來說，當然不該建，因為，從世界各國已發生的核電廠事故來看，很多不可預測的外來因素或管理上的疏忽常造成幾乎是永久性的核子傷害，由於前潛在風險大，萬一出事的代價高，所以，許多國家已從擁核走向非核。退而求其次，從核四本身來說，十幾年來的風風雨雨，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工程作業條件下，讓人民無法信任運轉安全，所以停建核四變成了全民的思考方向。再說不建核四，電費會漲價，這也不是怎麼不好的事，如果政府有配套措施

鼓勵人民使用替代能源，節約用電，反而能往加速往減碳的方向走而促進國內綠能相關產業的研發與創新。所以，政府當局以不建核四成本低(其實並不低)，未來電價會高的理由來訴求非建核四不可的舊思維，實在是本末倒置，令人費解。而新思維是政府應該居安思危，打破非核能不可的舊思維，更不可以過去幾年來因政府沒有執行效率的能源政策，無法幫助台灣減少對核電的依賴，而應說核四電廠續建不可，而是要立即思考未來真正能源不足時，如何有效地進行再生能源研究與發展，並積極創造出鼓勵民間投資低耗能的綠色產業的環境。

問題：無法創造出新產業，新思維：學研與產研要合作

「過去15年資訊、通訊、電子產業下游出現了雲端、遠距照護、奈米材料…等新科技，但台灣上游科技政策卻沒有任何調整，我們幾乎什麼都沒做。」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在說這件事的時候，似乎忘了國內還有不少產業研究機構的存在。然而，朱主委在另外一篇文章又提到某個龍頭產業研究機構需要改造，所以，顯然地，過去十幾年來的這些研究機構，並沒有像過去一樣地做好創造新產業火車頭的角色，讓朱主委在談國內新產業發展問題時，幾乎忘了她們的存在。

其實，過往的這些產業研究機構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是相當有貢獻的，在以往以代工或仿製的年代，業者非常仰賴她的技術研發能力來創造利潤，然而，當國內產業代工利潤低或者小雞已變成大母雞而有相當不錯的創新研究能力，如台積電一年就有400億元金額研發規模時，這些產業研究機構現有的運作方式就必須思考是否要進一步改善。朱主委曾建議產業研究機構要拋開學研分開獨立研究的舊思維，參考德國佛勞恩霍夫應用研究促進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與大學更緊密結合的新思維，這樣的新思維應該被鼓勵而且該積極去實踐，由於，學界比較重視研究成果的合理性與邏輯性，教授被要求要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讓國際上的研究同儕檢視評定，如果有這樣的學研合作，就會讓這些產業機構的研究成果，間接地受到國際上研究同儕的檢視。另一方面，產業研究機構與大學的研究結合，可使產業研究機構在計畫規劃與執行過程就可判斷出研究計畫的可行性。以往國內許多產業技術研究機構研究方向的選定與評審，大部分採用內審制度，審查委員很多是很久沒有實際執行研究計畫的主管，而造成外行指揮內行的離譜現象。在國外著名大學或研究機構都會邀請世界上頂尖級的專家來評審研究項目，絕對不會允許那些正在負責某一項目的人來選擇誰來評審這一項目。因為，從外面尋找那些最挑剔的人來做評審工作的好處是這些專家可以把被審查的計畫與同一領域的其他人進行比較仔細考慮。學研合作的另一好處，是學術單位缺乏市場導向的創新研究，產業界缺乏所需的關鍵創新技術的問題就不會發生。

眾所周知，科技創新是生產力和經濟成長最基本的源頭，中東的以色列在創新科技領域方面的研究相當出色，除了因教育成功有許多受過高等教育，又具有高度創意的人才外，願意冒險，勇於投入，有堅忍毅力，又有強烈動機的研究文化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傳統的猶太教育強調自信、可容忍失敗，常能自懷疑與辯論的文化中，質疑成規、激烈辯論，並勇於挑戰高層的文化，也是科技創新的溫床。因此，如果這樣的說法是合理的話，國內一些舉足輕重的產業技術研究機構類似公務機關的運作方式與文化就必須革命性的改變。

過去十幾年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研院的運作方式與文化改變，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曾經在一篇文章提到:「虧了有李遠哲，中研院這幾年來有了很明顯的改變。」他說李遠哲院士像「大和尚」，一個能鎮妖去邪，而且具有很強的磁力，能把各路英雄好漢吸過來的磁場。中研院過去十年來很多一流的人才願意回來，都是衝著李院士的光環來的，也因此中研院現在已有了脫胎換骨的改變，中研院的改變也是因為李院士帶來了該中研院研究文化的改變有以致之，讓他們的研究人員，敢於創新、冒險。也因此由潤泰集團尹衍樑總裁成立的財團法人唐獎教育基金會所頒發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稱的「唐獎」，會委託中研院辦理，唐獎的設立，據了解是要推動國內外「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法治」等相關研究領域，以促進人類社會之永續發展，營造更美好的世界。自2014年起，每兩年頒發一次;每屆每一領域之獎項獎金不低於新台幣4,000萬元，同時將為得獎人建議屬於獎助領域之研究計畫，以積極培育極具潛能之相關研究及人才。

其實，產業研究機構如工研院過去能夠協助國家創造出IC產業，就是因為有徐賢修院士及張忠謀的這些大咖的深謀遠慮才能創造出今日科學園區這樣的格局，這也說明了研究機構領導人的重要性。

問題：領雙薪，新思維：提升私校水準

前些時候，民進黨立委陳亭妃點名一些曾於教育部任職的官員轉認私立大學校長後領雙薪，且以很不客氣的「私校門神」來比喻，這樣的說法實在有欠厚道，而且非常不妥當。試想如果這些官員到民間公司去當董事長或總經理，會不會有雙薪的問題，我想這種情形，在今天的社會應該不算少數，為什麼獨獨來教育界人士來當作祭旗呢?退休俸是政府對曾任職於公務機關官員的生活保障，有一定的制度與尊嚴性，不能隨便打折扣的。而民間機構會邀請退休官員去擔任要職，是對這些官員能力的肯定，何況並不是每個退休官員都能有機會被民間機構邀請去當要職。民間機構再給適當酬勞是雙方你情我願的肯定，怎能說是領雙薪呢?

再從另一方面來說，退休的官員，基本上都有不少的人生歷練與廣闊的視野，被邀請去私立學校當校長，對學校的發展絕對有利，以黃榮村校長為例，任職期間，讓中國醫大超越了國內很多大學，並且登上世界及亞洲排行榜，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是應該被鼓勵的，怎能反而被指責呢?

致於「門神」說法，更是有夠可惡，國內各種的審查，據了解，學術界的各項審查包括升等或補助的審查，相對於國內各種雜七雜八事務的審查，算是最公正的一種，都有一定學術標準，審查過程很嚴謹，不應該因為有了雙子星案等一些公共工程案的審查弊端就有不正當的聯想，而把這些人的奉獻當作門神來做比喻、論是非，真是匪夷所思，令人費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