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跳的預言與山徑的初識

在清華大學的歷史長廊中，張昭鼎教授是一位如旋風般呼嘯而過的人物，他的生命熾熱且充滿正能量。然而，在與命運奮戰的人生道路上，若論及有誰和張昭鼎一同體現了無懼的理想主義與對抗巨獸的勇氣，那就非他的摯友黃提源教授莫屬。

黃提源，一九三九年生於臺南，人生底色是清貧與掙扎。因父親欠債，早年全家過著流浪的貧困生活，黃提源曾在陶瓷廠、餐廳打工，甚至幫助父親在臺北街頭拉三輪車。他憑藉著超人的毅力，從大學到赴美攻讀博士學位，不僅未向家裡索取一毛錢，反倒寄錢貼補家用。他的生命，從一開始便註定要走上一條充滿抗爭與孤獨的道路。

這份宿命般的掙扎，早在黃提源出生之際便埋下伏筆。醫生曾斷言，這個孩子活不了多久，因為他的心臟有著先天性的缺陷──中隔缺損和心律不整。血液在心房之間亂流、拍打，發出不該有的「噪音」：碰碰碰碰碰……這股噪音，猶如體內永不停止的鼓點，違背了醫學的常規，卻奇蹟般地支撐著他的生命。黃提源的心臟，以一種非正常、卻極為有力的節奏跳動著，彷彿是某種隱喻，預示著他將來要幹大事，挺身去對抗那些遠比自身強大百倍的巨獸。

若問怕不怕？會不會擔憂心臟突然停止跳動……黃提源霸氣地說，「我才不怕，我不會有問題的！」就是這顆跳動著反叛節奏的心臟，於一九六三年將黃提源帶到了清華大學。當時的清華規模極小，是北京清華大學在臺復校，住校學生不到十人。黃提源是第二屆數學研究所的學生，而張昭鼎這位比他年長五歲、於一九六一年回到清華擔任原子科學研究所講師的化學家，也身處這座山中小校。

兩人最初只是點頭之交。清大校園人煙稀少，張昭鼎與黃提源兩個不同領域的人，一個是講師，一個是學生，卻經常在梅校長的寓所附近相遇。張昭鼎會去鞠躬，黃提源也在那邊走動，他們「經常遇到，常常打招呼」。當時黃提源對張昭鼎沒有什麼特別印象，沒料到這位也是在艱困中打拼長大、與自己僅是「點頭之交」的師長，後來竟成了理念一致的「革命夥伴」。

四層連結與歡喜口頭禪

張昭鼎與黃提源的情誼，之所以能從偶然的相遇走向緊密合作，源於兩人之間難得的共同理念和相似的生活習慣，構築了至少四個層次的深厚連結：

第一層，體能的愛好。張昭鼎熱愛運動，喜歡跑步和走山路，黃提源是短跑健將，不時會去山徑走走。他們並未事先講好，卻經常在山徑上相遇，隨後發展成週末固定的「山徑慢跑之約」。他們會約在三坡界碰頭，黃提源每週陪他跑兩、三次。由於體重稍重的關係，張昭鼎對自身健康極為重視，幾乎是風雨無阻地天天跑山路，甚至一跑就是三個小時。這份山中慢跑的默契，是他們倆最初的盟約。

第二層，休閒的歡聚。兩人都愛喝點小酒、喜歡唱歌。他們的非正式聚會，多半在已故的新竹市宏恩醫院老闆家中。這位老闆熱衷於邀請學術界朋友餐敘，大家在酒酣耳熱之際，會聊天、唱歌、吹吹牛。張昭鼎精通日文，與醫院老闆、化工系李教授組成了小型合唱團，他們唱和聲、唱日本歌，氣氛豪爽熱絡。張昭鼎的口頭禪是日文的「康派」（意指要喝光），以及那句充滿樂觀力量的「歡喜、歡喜」。黃提源私下揣測，這句話似乎是張教授在不如意或無可奈何之時，用來自我安慰的簡單話語，暗示著應以歡喜的心情來克服困難。

第三層，家庭的聯繫。張昭鼎與黃提源各有一個孩子是在同一年出生，使得兩個家庭的互動頻繁、經常聯繫，孩子們因而感情深厚，猶如兄弟姐妹。黃提源甚至早在張昭鼎留學德國之時，便認識了張太太洪麗嫣，這種多層次的關係，讓他們成為密不可分的好朋友。

第四層，共同的理念。兩人的學術領域雖差異很大，但對於社會改革與進步的理想卻高度契合。他們之間無話不談，從喝酒到國家大事，都可以在山路上、餐敘間隨意聊起。這份私下的溝通，為日後的「戰役」奠定了基礎。

反核先鋒與幕後軍師

張昭鼎與黃提源的情誼，終於在反污染與對抗化工廠巨獸的戰場上得到了昇華。黃提源就像一位現代的唐吉軻德，以單純的信念，向發出惡臭的龐大「怪物」發起挑戰、敲起了戰鼓，而張昭鼎則是那位提供實質建議、卻又保持適當距離的幕後軍師。

民主化運動的種子，在兩人身上萌芽的情況極為相似：他們都是在異國承受了街頭運動的洗禮。張昭鼎於一九六○年去日本當研究員的時候，在東京看到大批市民上街反政府遊行而深感震撼，啟發他對民主政治的關注與省思；有趣的是，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九年，黃提源到英國倫敦做研究，正逢美國三浬島核電廠事故，英國人上街大遊行反對柴契爾夫人興建核電廠。黃提源有如當頭棒喝，反思臺灣已有三座核電廠，政府卻刻意隱瞞核電的潛在危險。然而，黃提源的專業是統計學，這迫使他在投入反核運動時，必須仰賴專業知識的補給，於是張昭鼎便成為他隨時請教的專家顧問，為黃提源的發言與文章提供扎實的科學基礎，使得黃提源的撰文皆有所本。

促使他們合作公開化的契機，是一九八六年的李長榮化工廠汙染事件。當時，這座化工廠長期排放惡臭廢氣，嚴重影響清大宿舍周邊水源里的居民健康。黃提源還記得當時自己正好輪值為院長，但此院非彼院，其實是宿舍北院的院長，實為宿舍的「樓長」。既然身為反核先鋒，又因地利之便，他更有理由代表發聲，與當地居民一同抗議。在這場長達一年多、四百多天的抗爭中，黃提源扮演了衝鋒陷陣的唐吉軻德。他開了第一槍，跳出來批判李長榮化工廠製造汙染，完全不按照環保程序走。張昭鼎則發揮了幕後指導者的關鍵作用，分析各種化學物質對人體的影響，為黃提源的抗爭活動提供具體有力的化學證據。

這場抗爭愈演愈烈，民眾在半夜用水泥堵死工廠大門，斷它生產線，日夜都有人輪值偵伺；張昭鼎、黃提源；李昭仁三位教授輪流站上水源里靈安宮前的台階，發表抗議李長榮化學公害的演講。最終在清大、交大等三百五十五位教授的連署支持下，李長榮化工廠被迫關廠，汙染問題終獲解決。這是臺灣環保史上第一個成功的案例。回憶起這段往事，黃提源雙眼炯炯有神，似乎證明了理念與勇氣的力量可以擊退巨獸而感到自豪。隨後他們更共同發起了「清大教授聯誼會」，由張昭鼎任會長，黃提源任總幹事，爭取「教授治校、大學自主」的理念，監督校內公共事務。一九九○那年，清大校園內擬興建一座新的研究用反應器，黃提源再次開了第一槍提出反對，而張昭鼎在後面給予支持，促使校園內最終沒有再增設研究用反應器。這份在體制內外的奮鬥與合作，使得他們的友誼在共同對抗巨獸的戰場上，昇華到了最高境界。

這兩人之間的無話不談，於一九九二年黃提源決定參選立委時獲得了驗證。那時候張昭鼎並未勸阻，卻有明說「不可能啦，你不可能選得上。」他沒有打哈哈敷衍了事，也沒說你去選啊，說不定會選上這種不負責的話；張昭鼎選擇真心相對，以肺腑之言將他的判斷明確告知。最終黃提源果然敗選，由此可證張昭鼎是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莫逆之交。

旋風驟止與九十歲的邀約

這份充滿熱血的友誼，卻在最興盛之時遭遇了無情的驟止。張昭鼎這位全方位、充滿活力的學者，精通多國語言，曾於一九七○年獲頒「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的榮耀，卻始終是一位停不下來的「大忙人」。儘管熱愛跑步，但體內的遺傳性氣喘，成了生命中最大的隱患。

黃提源知道他有氣喘，但他那強健的體魄與長年的山路奔跑，讓黃提源始終相信老友「身體是沒問題的」。然而一九九三年，張昭鼎因氣喘發作而不幸離世。這位積極入世、為社會公義奮鬥的學者，在五十九歲時意外驟逝。黃提源聞訊時，當下出現了短暫的心神恍惚不定現象，震驚到難以置信：「怎麼可能？」彷彿就連他的心臟也難以承受這個打擊：這位臺灣社會的寶貴人才，居然就此殞落！

張昭鼎的離世，給黃提源留下了永遠的遺憾。而黃提源自己，那位擁有不安定心臟的唐吉軻德，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他體內那顆中隔缺損的心臟，發出的「噪音」至今依然存在，但他始終沒有倒下。醫生曾建議他開刀補洞，但是他斷然拒絕，選擇與這份天生的「噪音」共存。而這股碰碰碰顫動不已的噪音，似乎早已融入他的血脈，成為他大無畏的象徵。

如今，黃提源年近九十，已屆耄耋之歲，他回顧與張昭鼎相識近三十年的交情：這份友誼跨越了學術領域、政治派系，純粹地建立在共同的理念與豪爽的歡聚之上。如果時光能夠穿越，讓黃提源得以再見到張昭鼎，他會跟這位老友說什麼？黃提源的回答，沒有沉重的哲思，只有老友之間最真摯、最體貼的默契。他會帶著那份久違的豪邁，發出一個永恆的邀約：

「趕快！我們再去爬山！」

這句話，是對張昭鼎這位「大忙人」最深情的致敬，是對他那份永不停歇、奔騰向前的生命力，最具詩意的緬懷。那位永遠在路上、永遠在忙碌的張昭鼎，或許唯有在連綿的山徑上，才能真正獲得片刻的安寧與「歡喜」。黃提源的心臟，如今依舊發出不規則的噪音，但這股噪音，已經不再是醫學上的怪例，而是他如勇者般永不停止的鬥志。在歲月的沉澱下，它與張昭鼎教授那句「歡喜、歡喜」的口頭禪，一同化作一首無聲的輓歌，迴盪在清華的山徑與臺灣的歷史深處。斯人已逝，勇者的肉身或許會凋零，但他們極力捍衛的理想與情誼，將會以最純粹、最激昂的節奏，在歷史的長廊中永世迴響，見證著這場永遠未完的理想戰役。

 

作者：翁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