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榮村

首先祝賀藍麗娟完成了這本重要的大部頭傳記，這不是一本容易寫的傳記，因為傳主不是一位容易寫得精準的人。

由於張昭鼎教授的無預期過世，李院長說「是該回家的時候了」，就打包回台，那時離他獲頒諾貝爾化學獎(1986)的時間還不到七年，正是世界對他期望正殷的時候。回來後很多人以為他應該是當個在天上雲端的菩薩比較好，沒想他卻寧願當位在地上凡間寺廟中辛苦的住持。我認得李院長的時間只有他回台灣後的20來年，另外五、六十年也是要看傳記才會知道的。首先提出三個人做為參考座標，來做為了解李院長的基礎。

第一位是大哲學家與數學家羅素(BertrandRussel)，他在其1967年開始出版的自傳中，一開始就說:「簡單但絕對強烈的三股熱情，主宰驅使了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求，對知識的追求，與對人類苦痛壓抑不住的憐憫」;第二位是馬克思(KarlMarx)，他一生主張，哲學家們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真正的問題在於要去改變這個世界;第三位是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他一生以印刷工富蘭克林自稱，一生從沒忘過自己的出身並謙遜自持。

我想李院長這20來年在台灣的投入，多少將上述三人活生生的精神，具體的表現出來了。

李院長自從回國接掌中研院迄今已滿22年，一直以溫暖與關懷的心情，激勵鼓舞年輕的世代，以平等謙遜之心對待各行各業的初認識朋友。他在國內外可說知交滿天下，往來無白丁，但一生不失平民性格、平等精神、與左派理想，毋忘初衷。他可說善盡了當為一位時代精神導師的責任。

李院長為人表裏一致首尾一貫，在面對有爭議議題與面對當權者時，一直保持自由獨立的心靈，看人所沒看到，講人所沒有講或不願講的。他在關鍵時刻常作知識分子式的突襲，追求真理、反抗不合理的事與人，但對未來又常持期望之心。社會雖然不免民粹，公權力也有可能媚俗，但知識分子需要保持清醒，我想他一生戰鬥，祇要福國利民，就想去找出正面向上的力量，來對抗往下沉淪的黑暗力量。

最後要藉此機會表達感謝之意。這20來年，我參與行政院教改會、921重建與桃芝救災、到教育部與中國醫藥大學推動教育及校園事務，可說在每一階段都與李院長有密切關係，感謝他，還有因此而共同打拼的同仁。

附記

一、上述是我在今(2016)年11月16日李遠哲傳出版發表會上，講的幾句話。隔天報紙除了報導一小部分傳記內容外，新聞還是集中在教育改革的八卦與爭議，如在目前遭遇少子女化嚴重生源短缺的困境下，誰該為大學太多負責?李遠哲真的沒責任嗎?這件事情其實已被解釋很多次，但有些人總是聽了又忘記，患了集體健忘症。有的則是因為意識形態跑前面，每次都記不住與自己原先想法不一樣的事實。這些記憶潰敗現象，需再作深入研究，也算是台灣的悲哀之一。
1994年410教改行動四大主張之一為「廣設高中大學」，講的是公立部分，係與410批判長期以管理主義廉價辦教育，互相呼應之主張。隨後的行政院教改總諮議報告書(1996.12.2)寫了一段呼應410主張之文字(p.30):「從社會整體及個人的需要觀察，我國的高等教育都應繼續擴充，最好的作法是由政府掌握公立學校部分，加以規劃，而讓私立學校部分自由調節，以適應社會的需求。」

所以廣設高中大學揆其本意應為公立之意，以提升當時低下之淨在學率(<18%，今日則>70%)，並補充國家長期不足之教育投入。但台灣社會已趨右派，在教育上雖有左派理想，卻無左派措施，其實並無能力也不願調整投入，因此自1996年起即開始政策性的讓專科升格(大部分為私立)，在1999與2000年達到巔峰(1996-2000，從67增到127所，已逾60所)，而1998年出生人口已開始下降。這件事亟須在近期內有效因應，但恐怕與410行動及李遠哲扯不上關係。而且大學在數量上遭遇到極大困難，並不表示這20來年大學水準下降;同理，社會上關心的學用落差，也不純粹來自大學本身，還有產業與經濟端的問題。社會不免民粹，公權力卻不應隨時準備媚俗，教育部是有責任出面釐清不要老是挨打。至於出生率在1998年已看到開始下降，但卻在隔年的1999與2000年，大幅將絕大部分是舊制私立專科的40來所，升格為學院(也就是大學了)，KMT與DPP都不必講與自己沒關係，這是大選亂承諾的結果，教育部不見得要買單，但在這過程中卻一路被做小了!

其實隨時想在這件事上弄清真相，一點也不困難。吳京、林清江已逝，但還有長期待過教育行政體系的郭為藩、楊朝祥、與吳清基可問;行政院教改會高教小組，沈君山已長期臥床，孫震校長則是當年小組召集人;至於410教改的原始主張，黃武雄還經常會談起。對這些話題有興趣的人，問一下就知道了，何必還要反覆講一些自己其實也不真正懂的話題!

二、再多說幾點我的個人看法:
(1).1999年921震災發生後，熱心的民間團體迅即聯合成立一個組織，簡稱「全盟」，公推李遠哲當召集人，瞿海源、謝志誠、謝國興等人，後來分別在不同時間協助執行工作。隨後在行政院請求下，成立921震災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擔任主持團長，我則任執行長。諮詢團成立了幾個專業群，工作重點是到現場了解災後安置與重建的配置，在大地工程、道路橋樑、全半倒屋重建、醫療衛生、社區總體營造、歷史建築與古蹟、與農業及產業發展合作上，研議救災及重建的建議方案，而且合作研修暫行條例與災後重建白皮書，以提升重建效能。那時與劉兆玄(負責救災與安置)、江丙坤(負責暫行條例與重建規劃)、及各部會互動頻繁，一直到隔年新政府政權輪替，我出任行政院921重建會執行長，他仍持續關心，並常到災區了解。在此過程中，他一直扮演鼓勵與象徵的角色，催促資源及時發揮作用，他一直相信正面向上力量的喚起，與新價值的建立，是重建成功的基礎。這種信念一直貫穿在他所關心的所有事務之中。

(2).我們曾參與教改工作的人，不會推卻應該承擔的責任。過去一、二十年很多國際性的教育指標，一直保持良好，甚至在七十餘國的比較中，名列前5%，但國人的總體主觀評價卻是爭議很多，甚至是負面的也所在多有。在這種客觀指標與主觀滿意度有落差的情境下，要談誰該負責，恐怕要仔細思量，功過全歸給李遠哲，對熱心參與教育與教改工作的眾多人，也是不公平的。至於行政院教改總諮議報告書，是否落實在各項已推動或推動中的教改行動方案，是否李登輝、連戰、與歷任教育部長都有參考教改論證，來制定與推動政策?是否應該放在一起談談?但這些其實已經不那麼重要了，教育是一直演進的，教改也不可能有停下來的一天，看看其他先進的國家、行業與產業，從沒間斷過改革求新，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往前看向前行吧!

(3).李遠哲在獲諾貝爾獎之前，即已花很大精神促進國內科學發展，並協助成立原子分子研究所，他老早就是一位大號的學術領導者。後來他的好友張昭鼎過世，他說該是回家的時候了，就回來了，那時正是美國與國際學界倚重正殷之時。有人批評他不當菩薩寧作住持，部分是對，但李遠哲豈是會被供奉在廟堂之上的人，他一生平等與溫暖待人，對不合理之事忍不住會發動突襲，一直期望能發揮正面向上的力量改變社會。對這樣一位志行高潔，一直留在台灣，已經持續奉獻20幾年的人，我覺得他的存在就是明確的証明，一直要去反駁一些負面評論，對正反雙方來說都是太辛苦了，人生不值得這樣攻防這樣揮霍吧。

(November 20,2016,作者為前教育部部長)